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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地位评析 刑事简易与普通程序转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思考

2022年1月11日  南宁刑事犯罪律师   http://www.nnfzui.com/

 蒋爱兵律师南宁刑事犯罪律师,现执业于北京德恒(南宁)律师事务所,执业以来,坚持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敬业勤勉、诚实信用” 的服务宗旨,精益求精地承办每一项具体法律事务、每一个案件。独到的诉辩思维、娴熟的诉讼技巧、精湛的辩论技能和自如的法庭发挥以及对待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广大当事人的高度赞许。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地位评析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明确赋予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并且“从保障人权和健全法制的高度,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以及合法权益的保护都有新的规定。”应当说,该法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规定是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的,但从应然的角度来看,这些规定仍没有真正体现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难以全面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本文拟对国家追诉犯罪的权力与被害人控诉犯罪的权利、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与被告人诉讼权利两个方面进行比较,藉此对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法律地位进行剖析和评价。


  一、保护国家利益和保护被害人利益应当兼顾,国家追诉犯罪的权力与被害人控诉犯罪的权利应当互相制约


  对刑事诉讼的历史作一回顾,不难发现被害人地位的历史变化轨迹,它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再逐渐提高的辩证否定过程。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初历史形态。那时,杀害、伤害等犯罪行为只被单纯地认为是对被害人个人利益的侵犯,允许被害人及其亲属通过血亲复仇的方式依照习惯惩罚侵害人,此时被害人实际处于惩罚执行者的地位。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初的奴隶社会初期,其惩罚执行者的地位转而成为刑罚执行者的地位。奴隶社会发达时期,随着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国家职能逐渐加强,国家审判逐渐产生,刑事诉讼在此时基本上实行控告式诉讼,奉行“无告诉即无审判”、“没有告诉人就没有法官”的原则,被害人处于原告地位,国家只是被动追究犯罪。至封建社会,阶段斗争日益复杂和尖锐,统治阶级开始认识到犯罪不仅是对被害人利益的侵害,更是对国家利益的危害,而原始控告式诉讼已不适应统治阶级统治的需要了,于是纠问式诉讼应运而生。对犯罪尤其是侵害国家利益的犯罪是否起诉,已经不完全取决于被害人的意志,国家开始主动追究犯罪,但这并非完全排除被害人作为犯罪起诉者的诉讼地位,大多数侵害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的犯罪依然由被害人起诉。简言之,在奴隶社会发达时期和封建社会,被害人仍然享有较大的诉讼权利,处于犯罪起诉者的地位。


  从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犯罪逐渐被认为是对代表统治阶级利益或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的侵害。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被害人的个人利益是第二位的,各国先后建立起国家公诉制度和专门的公诉人制度。被害人丧失了对严重犯罪的起诉权,他不再是诉讼的直接当事人,而仅仅被当作一个诉讼客体,一个用来对罪犯定罪的证据,一个对付犯罪的工具。在诉讼中,被害人的利益完全被忽视,而且在国家追诉犯罪的过程中,被害人还不得不再受到伤害。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了本世纪中叶。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了被害人在诉讼中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再度受到重视,人权运动的发展也要求在诉讼中不能只强调对罪犯的人权保障,也要充分肯定和保护被害人的人权。于是被害人的地位又开始回升。


  可见,被害人地位的变化是对犯罪现象认识深化的体现,也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规律的反映和人权保障运动的结果。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把被害人由诉讼参与人的角色上升到当事人的地位,一改原来与证人相类似的地位,正是顺应了这一科学认识的结果。


  近现代刑事诉讼结构设计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把犯罪追究与惩罚功能收归国家,认定被害人利益为国家所代表与保护。“在以罪犯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中,


  国家利益取代了被害人利益……,被害人被排除出局而成为旁观者。“因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被剥夺了,丧失了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我国原刑事诉讼法也是基于这种指导思想,规定了被害人类似于证人的诉讼地位,忽视了其应有的独立诉讼地位。应当肯定,公诉人与被害人行使控诉权惩罚犯罪,其诉讼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公诉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双重职能,不仅履行追诉犯罪的职责,还要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行使其对刑事诉讼的监督职权。这就决定了公诉人不可能完全代表被害人,两者指控犯罪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公诉人从宏观的国家利益出发追诉犯罪,被害人则从具体的微观的个人利益出发控诉犯罪。虽然两者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但国家利益并不能全部包容个人利益。当公诉人不能完全维护被害人利益时,应当在法律上允许被害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付出努力。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认识到了被害人的个人利益,扩大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并明确规定了其当事人的地位,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该法是否把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都赋予了被害人被害人能否用该法规定的诉讼权利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完全维护自己的利益笔者将围绕上述问题对被害人的起诉权作一讨论。


  被害人的起诉权是确立其当事人地位的首要标志,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赋予了被害人以控诉犯罪的权利,如法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可以不受检察官的帮助甚至在与检察官意见相反的情况下发动刑事追诉;我国台湾的刑事立法规定,


  所有刑事案件不论其犯罪性质与罪刑的轻重,检察官都可以提起公诉,自诉人都可以提起自诉,“犯罪的被害人得提起诉讼”,等等。


  既然犯罪既是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又是对被害人个人利益的损害,那么国家对罪犯就享有追诉权,此谓“公诉权”,同时被害人也应有权对罪犯进行控诉,此谓“私诉权”。因为诉权是任何公民都享有的一项权利,任何公民当他受到犯罪侵害时,就有权决定是否提起诉讼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样对同一犯罪就产生了两种诉讼:“公诉”和“私诉”。显然两者不能并行,否则就可能产生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那么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毫无疑问,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公权高于私权,“公诉”先于“私诉”,但不能忽视“私诉”。“公诉”和“私诉”应当互相制约:一方面,“公诉权”制约“私诉权”,在公诉人提起公诉且能代表被害人意志时,“私诉权”应该通过或借助“公诉权”来实现。另一方面,“私诉权”也应制约“公诉权”,当公诉人不立案或作出不起诉决定时,被害人应该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或者当被害人认为公诉不能完全代表其意志时,应当允许其向人民法院补充起诉。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权”制约“私诉权”给予了高度重视,而对“私诉权”制约“公诉权”则重视不够。 共3页:






刑事简易与普通程序转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思考

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的设置,旨在对部分轻微刑事案件适用较之普通程序简化的,且通过法律规制的简易规则审理,以提高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于2003年3月15日联合下发了,对两高以前分别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阐释和深化,并明确界定了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和范围,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指导与规范作用。除此而外,在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适用简易程序时尚有一些问题,应全面理解和适用。

一、对在前罪适用缓刑、宣告假释以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期间遗漏的,或者再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新罪的被告人是否可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司法实践中,对在缓刑、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期间遗漏或再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新罪的被告人以何种程序进行审理,一些基层人民法院在处理时做法不一,有的往往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判,笔者认为大可不必。由于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均是刑罚的具体应用,而不是新的犯罪事实,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具有既判力,即使进入诉讼程序,亦无须审查。只需对遗漏或再犯的新罪依法审理后,直接适用刑法第七十七条等规定将新罪与前罪实行并罚即可。撤销缓刑以后,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可能超过三年,但由于前罪属审判人员履行职务直接适用,故只要新罪实际宣告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适用简易程序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


二、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时,若发现被告人有立功、自首或累犯情节的,是否应中止审理,转为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有人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应中止简易程序的适用,并及时转为普通程序依法审理。若仍按简易程序审理,有关材料未经公诉机关认可,公诉机关未能全面实行其控诉权;也有的认为,自首、立功或累犯等不是具体的犯罪事实,而是刑罚的具体应用,仅是一个法定量刑情节,只要经过法庭质证,人民法院就可直接判决认定。笔者认为,在适用简易程序时,发现有自首、立功或累犯等情节,而公诉机关没有认定的,仍可继续以简易程序审理,无须中止审理转为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这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其性质仍为公诉案件。尽管是简易程序,并未排斥公诉机关可派员出庭支持公诉的指控权,且公诉机关应将全部证据材料均移送至法院,特别是自首、立功或累犯等情节是应作为主要证据必须移送的,同时,立案时应予审查,发现缺乏相关证据的,应按规定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内补送。庭审前若发现被告人有自首、立功或累犯等影响量刑情节的,独任法官可事先与公诉人就是否出庭进行协调或交换意见,以便确认上述情节是否成立,并加以补充。若公诉人不出庭的,其亦并未放弃指控的诉权。根据法律规定,自首、立功或累犯等情节只要经过法庭质证,人民法院可直接判决确认。


三、如何看待中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限制条件


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以及被告人、辩护人对指控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实践中,一些基层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时,对被告人在法庭上就指控事实一提出异议,即认为其是否认指控的事实而转入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上述情况是属于否认犯罪事实还是合理辩解。辩解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始终,包括在事实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阶段,不论诉讼程序如何改革,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等不同审理程序中,被告人的辩解权和辩护权必须依法给予保障,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限制。实践中,可分别不同情况处理:一种情况,如果被告人当庭提出异议,直接影响基本事实的成立,从而动摇了指控的某一类犯罪事实的基础,如犯罪故意和主观动机、目的以及犯罪客观行为方面等,就应视为;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等情况,则应依法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还有一种情况,若被告人提出的异议,并不涉及案件的基本事实,即不影响到犯罪是否成立,只是针对量刑情节等方面所作的一些辩解,就不应认为是否认犯罪事实。而应作为被告人的合理辩解,并依法给予保障,由独任法官结合全案的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无须中止审理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在具体处理时,笔者曾发现,有些基层人民法院以刑事裁定书中止审理的书面形式予以处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欠妥的。


四、对简单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时,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未区分主、从犯的,是否应中止审理,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可区分情况分别对待


明确了不适用的条件,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复杂案件是其中之一,但对简单的共同犯罪案件,若发现控方未区分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未确定主、从犯的,是否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例如,对一般性的团伙盗窃和团伙敲诈勒索等,犯罪数额在人民币2万元以下的案件,若发现公诉机关对其中的被告人应区分主从犯而未予区分的,应该理解为仍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直接由法院裁判,无须再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理由与前述自首、立功等情形基本一致。因为公诉机关提请或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时,在庭审以前是可以审查全部卷宗材料的,发现应区分主、从犯的,独任法官可事先与公诉人就此沟通,若公诉人无异议的,可直接区分并予确认。因为,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总则条文中予以更充分的体现,即对主犯不再从重处罚,而是按其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这样,实事求是地区分主从犯,对从犯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更加能够做到主、客观相一致,且罪刑相适应。同时,适用简易程序亦不会加重对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刑罚处罚,与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个别法院因公诉机关指控犯罪时未区分主、从犯,而仅在审判中对各被告人具体量刑时酌情体现轻重,亦不区分主、从犯。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对被告人量刑时分别体现了轻重,但实质却模糊了法定和酌定情节的界限,难以做到准确、公正地裁判。







五、在对刑事案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时,遇到当事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中止审理,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这一类案件往往发生在轻伤害及交通肇事等犯罪案件中,一旦当事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有的就以;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为由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对此,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个混合诉讼,是以刑事诉讼为主,附带民事诉讼为辅的。只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法定代理人符合法定条件;有明确的被告人;有请求赔偿的具体要求和事实根据等,同时,又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简易程序中关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等相关条件,应该仍可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司法实践中,大多为人身轻伤害性质的赔偿案件,一般损害事实较为清楚,相应赔偿要求明确,行为与结果之间关系简单明了,且证据是由双方当事人提供,庭前庭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可调解结案。既然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部分亦是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所以,独任法官遇到上述情形可适用简易程序一并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只是刑事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只有二十天,若碰到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一时难以确定等情况,对刑事部分可先行判决。


当然,适用简易程序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案件,公诉机关指控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犯罪事实较清楚,但民事损害的事实较复杂,如交通肇事案件,其赔偿主体会涉及肇事者和车主以及车辆挂靠单位等,其中包括自然人和单位,有时挂靠单位因故不能到庭参加诉讼等。就这类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民事诉讼本身亦不能适用简易程序,故依法应中止审理,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张 华








来源: 南宁刑事犯罪律师  Tags: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地位评析,刑事简易与普通程序转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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